当71岁的日本福岛县渔民小野春雄在新町小港口卸下渔获时，天已渐亮。

收获寥寥。微光下渔民的身影，恰如《老人与海》的画面。

清洗白银鱼的时候，小野回忆起人生巨变的那一天：2011年3月11日。

“12年过去，我们终于可以真正开始做一点生意了。”小野说，“但现在（日本政府）又要排放核污水，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恐怕会再次回到原点……”

愤懑而无奈，并非小野一人的心声。随着日本政府宣布24日排污入海，很多对生态安全有切肤之痛的日本民众22日高举抗议标语，走向首相官邸。

然而在一意孤行的日本政府面前，他们却显得无力又无助。

仪式

随着日本排海进入倒计时，小野和他的福岛渔民伙伴们无不忧心忡忡。

面对外媒镜头，小野回忆起人生巨变的那一天。2011年3月11日，九级地震在日本东海岸引发巨大海啸。小野在渔船上得以幸存，但家园毁于一旦，弟弟也在震灾中遇难。

海啸还冲击了福岛核电站，引发爆炸和堆芯熔毁。福岛引以为傲的捕鱼传统遭受重创。

事故发生后的10年间，小野和同行们重复着同一个“仪式”——进行小范围实验性捕捞，并检测鱼的放射性物质含量，直至2021年才逐步恢复正常捕捞。

但核辐射梦魇依旧挥之不去。今年5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内捕获的海鱼中，放射性铯含量达每千克18000贝克勒尔，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标准的180倍。

福岛县相马原釜鱼市场竞买人协同组合长佐藤喜成表示：“现在福岛出产的鱼类价格依旧很低，10多年过去了人们的收入还是不到曾经的一半。”

正当渔民们在逆境中艰难谋生之际，2021年4月日本政府的新决定给他们当头一棒。日本政府宣布将从2023年开始逐步排放130万吨核污染水，这一决定震惊了整个行业。

福岛核事故后，核电站积聚大量核废水，包括帮助冷却核反应堆的海水，以及地下水、雨水等污水。这些水足以填满500个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预计需30—40年才能完成排海作业。

日本政府声称，核污水会通过多核素去除设备（ALPS）过滤后排入大海。水中所含的氚将被稀释到日本核电站废水氚排放国家标准以下，即每升水中氚活度6万贝克勒尔的四十分之一以下。

日本还拿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7月发布的评估报告做背书。该报告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而今，在排海决定做出2年后，小野最不愿见到的一幕还是要来了。

本月22日，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和反对，日本政府决定24日强行启动排污入海。不过朝日电视台称，如果出现大浪等恶劣气象条件，将推迟排放计划。

决定宣布当天，200多名日本民众冒雨涌向首相官邸示威。他们和小野一样，都对生态安全有切肤之痛。

一名参加集会的千叶县船桥市居民称：“明明许多国民和东北渔业人士都反对，却要强行实施（排放），无法容许。”还有集会者手持麦克风大声疾呼：“这会将代价留给子孙后代。”

“鱼价经过12年才刚有起色，排海计划让人无法忍受。”小野说，“海洋不是一个垃圾桶。福岛地区人民已经遭受了足够痛苦，为何又让他们遭更多罪？”

无视

“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对国内、国际社会民意都采取无视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

吕耀东说，日本向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但却为了维护东电这个大资本集团的利益而罔顾民意，暴露其虚伪和不负责任。

从国内看，2015年，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曾做出书面承诺：如果未得到渔民的理解，就不会排放核污染水。而今，岸田政府公然背弃民意，剥夺民权。

虽然日本政府试图用“补偿费”堵民之口，但“排污”打击的是整个日本渔业，又岂是区区800亿日元可以“买断”的？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超过80%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污染水排海的解释不充分。88.1%的受访者担心此举损害日本海外形象。核污水处理问题还导致岸田内阁支持率下降至33%的“危险水域”。

从国际看，中国、韩国、太平洋岛国等亚太国家是日本排污计划的利益攸关方。虽然韩国尹锡悦政府出于发展日韩关系的需要，对排海计划采取默许态度，但中国和太平洋岛国民众、韩国在野党和市民群体，无不批评日本自私自利的做法。

就在日本排污决定宣布之际，中方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海洋环境，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韩民间团体则举行集会抗议。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直言，日本的排污计划“想想就不寒而栗”。

吕耀东说，日本罔顾国际社会民意的做法，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背道而驰，与日本标榜奉行和平主义、注重环境保护的国际形象反差甚大。

冒险

人们的质疑声，也充分反映出日本排海计划在安全性、正当性、合法性等方面的漏洞。

从安全性上看，多核素去除设备和海水稀释，是日本排海计划的两大支柱。但它们是否真如日本说的那样“靠谱”？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研究员魏方欣指出，日本核污染水成分复杂，处理困难，全球并无处理这类污水的先例。核素或杂质还会对设备长期性能造成不利影响，在排放的30多年间降低设备的处理效率。这些都会影响核素去除的有效性，给后端监测提出更高要求。

首尔大学原子核工程系名誉教授徐钧烈表示，多核素去除设备的表述不准确，应该叫“多核素减少设备”才对。日方2022年1月公布的检测数据曾显示，经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仍有70%以上未达到排放标准。

至于大海稀释，魏方欣表示，由于核素富集等效应，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后，其风险难以预测。

魏方欣说，IAEA制定的核辐射安全标准是公众所受剂量限值为每年1毫西弗，但是即便是低于1毫西弗依旧存在受到辐射影响的风险，“这就好比高速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不意味着汽车时速保持在100公里以下就绝对安全。”

在魏方欣看来，在可能存在其他更优处置方案的前提下实施排放，使得人类承担了本来无需承担的额外潜在风险。对全球而言，额外增加的不当剂量哪怕多一点点，都是不公平、不能被接受的。

德国海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从排放之日57天内，放射性物质将扩散至太平洋大半区域，10年后蔓延至全球海域。

从正当性上看，废水处置方案包括氢气释放、地层注入、地下掩埋、蒸汽释放和海洋排放等多种选择。但日本仅以储罐空间受限为由，选择经济代价最小的海洋排放方案。

魏方欣说，日本提供的分析结果显示其他处置方式价格昂贵，且可能对本土生态安全造成更大影响。将核污水向大海一排了之，最简单省事。但如此一来就把核污染风险转嫁给全世界。

有舆论指出，核污染水排海是没有先例的冒险，充满不确定性。一旦启动排放就再也“无法把妖怪放回瓶子”。

从合法性上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日本显然是个坏榜样。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还试图拿IAEA的评估报告来混淆国际视听。事实上，IAEA因授权所限，相关结论存在较大局限性和片面性，不能充当日本排海的“护身符”和“通行证”。IAEA总干事格罗西也表示，机构应日本政府请求开展审查评估，绝不是为日排海背书，并会一直对排海进程监督评估。

追责

一位日本官员表示，排放后的第一次海水测试结果可能会在9月初公布。日本还将对核电站附近水域的鱼类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公布在农业部网站上。

面对一意孤行的日本政府，小野的言语中充满无奈：“有小孩的妈妈不会买我们福岛的鱼了，我们捕鱼也没有意义了。太愤怒了，多愚蠢的做法！政府说稀释就没问题。但毒就是毒。”

吕耀东指出，日本的有恃无恐，与美国的纵容密切相关。美国希望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将日本视作在东亚的代言人，而日本也利用各种国际场合进行公关，建立“形象受损对策基金”。双方的利益交换是非常清晰的。

在吕耀东看来，对于日本的排海举动，中方首先应当加强海洋监测和海产品管控，其次应当与亚太其他国家加强合作，与日本这种影响全人类公共安全的行为做斗争。此外，通过国际诉讼等方式追究日方责任，也是可以考虑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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